北京时间12月1日凌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从而跻身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公认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行列。

    说人民币“入蓝”在意料之中，一方面是在执董会会议之前，各主要成员国已经就人民币“入蓝”问题达成了一致，特别是美国的表态支持意味着扫除了人民币纳入SDR的最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如同笔者在11月初中国之声连线点评时指出的，相对于人民币需要SDR，SDR在某种程度上更需要人民币。SDR自1969年成立至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一直很尴尬，急需通过改革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正名，如果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的人民币能够加入SDR，对于SDR自身提升影响也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人民币“入蓝”绝非像一些评论分析所指出的“只具有象征意义”。此前，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推动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的强烈愿望来自于“荣耀感和国家形象”。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话具有代表性：“如果人民币成为SDR货币，对普通中国人没有丝毫影响。主要是象征性意义。”支持这种象征意义的关键在于很多人认为SDR占全球储备的比重太小：截至今年9月，IMF创建并分配给成员国的SDR只约合2,800亿美元，而全球储备资产约有11.3万亿美元。按照现在人民币“入蓝”之后所占权重，增加的人民币的需求不到300亿美金。很显然，如果以此来评价人民币“入蓝”的意义实在是目光短浅。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的“入蓝”不仅仅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和人民币国际化努力与进程的肯定，更重要的是，一旦取得这种身份，则无论是私人机构，还是各国央行都会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在各国储备的货币篮子里，增加人民币的比重是明智而必然的。而国际社会的这种需求，又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笔者相信，人民币“入蓝”一定会推动国际贸易结算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一个全球经济规模第二的大国，一个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国际结算中却主要使用其他国家货币结算的尴尬历史也将逐渐结束。未来的人民币将不仅是中国自己的货币，而是成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全球货币，这种对改革的推动作用是“倒逼”二字不能涵盖的。事实上，配合人民币“入蓝”和国际化，中国的金融改革，无论是个人的投资，还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的步伐都在稳步推进。同时，人民币“入蓝”对于中国而言，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摆脱长期以来的美元陷阱。

    当然，人民币“入蓝”也将挑战令人并不怎么放心的中国金融的安全体系。考虑到中国欠缺的国际金融博弈的经验和软实力，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并不断推动其国际化和自由使用的过程，特别是随着资本流动、利率和汇率的管制被放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资本更大的波动。中国如何在保证不损害改革进程的情况下确保金融安全，这已经成为人民币“入蓝”之后最大的难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享受人民币“入蓝”的荣光，也就必须承担风光背后的风险。

    美国著名的金融历史专家尼尔·弗格森在其畅销书《货币崛起》中谈及“金融权力的全球转移”，认为：“货币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金融权力的全球性平衡正经历着惊人的转移。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金融节奏由英语民族所制定，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但这个时代结束了。”弗格森畅想的未来的全球金融权力的结构将由“中美国”来主导，不管是否言过其实，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步伐，通过人民币的“入蓝”已经逐渐地走到过去由英语国家霸占的国际金融舞台的中央，很显然，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