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之年　稳中求变

　年度两会先后闭幕，一年一度的大政方针敲定，中央方方面面的事务由之转入方针贯彻、政策实施阶段。今年到底是求稳之年，还是大变之年，总算有了个结论，那就是“稳中求变”。政治上的“稳中求变”，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来实现，而经济上的“稳中求变”，又如何求得?
　　按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是中国的关键之年、重要之年，也是复杂之年，这是由中国面临的国内发展要求、规划部署、国际大势所决定的。于是在去年经济以“全力维稳”，今年既要稳又要变。而去年经济“全力维稳”大费周章，今年“稳中求变”也非易事，因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麻烦是“两难”。
中国经济的“两难”，首先是两头兼顾难，最重要的两头，就是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尽管中央主管部委官员早有权威论断，众所周知，去年中国经济是全力以赴在“保八”，而为了保增长，出台大量投资、大上项目的刺激政策。因此结构调整不是搁置，就是停止，何况危机又带出新的结构调整需要。
现在中国的经济现状是，经济开始回升，看上去已是结构调整的好时机，理应抓住战机，全力推动结构调整。但中国式的结构调整，没有伤筋动骨的决心，推动不了，一旦推进，又怕“二次危机”出现，担心经济“二次滑落”。所以政策取向，概以“既要、又要”为基调。
　　其次是经济政策的进退两难。去年实行的“一揽子计划”，由计划派生的刺激经济政策，显然是应对危机之举，不可放大，也不可持续，否则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浮现。但中国的问题，通常是进易退难，不说可能有政策退出，经济滑落的危险，仅以去年上马的大堆工程而论，多数是退路不多。
　　因此两难下，暂时对政策退市，只能采取只做不说、先做后说的办法，施展先试后退，小紧慢缩的措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货币政策的继续宽松宣示，与明松暗紧的动作。按照政策运作惯例，各界普遍预计未来在财税政策、固定资产投资、产业布局等方面，都会走相似的道路。
　　第三个“两难”，是内外两难。不说对外开放30年，至少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都在走重外轻内之路。目前中国仍然是沿海经济发达而内陆经济薄弱，外向型经济发达而内生型经济薄弱。一方面在外部未稳下仍要依靠外需，一方面内需因收入分配不公下还不能较快提振；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加大，一方面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不能较快升级换代。
在这一“两难”下，决策层已着手在政策面上，加强扩大内需，加快自主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力度，一方面正组织力量，研究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新走向，在“稳外需”的同时，扩大对外开放。
还有个重要的“两难”，是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利益博弈阶段。这种利益博弈发生在两大层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随着经济变化，中央地方经济格局也有调整；一是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围绕着政策进退、资源分配、体制改革等，两个层面的利益博弈，令政策实施和宏观调控出现两难。
　　“两难”是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特色，稳中求变如何在“两难”之下得以实现？轻而言之，是考验着宏观调控的艺术，也就是在政策的进与退，在保增长和防通胀，在调结构和防下滑，在利益的眼前和长远等方面，找到平衡点，实现调控的有效，得到发展的均衡。总而言之，则是考验政策层的政治智慧，如何既防止政令不出中南海，又能引导地方政府走到科学发展之路上；如何能既稳定，又能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特权；如何既防止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又能求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皆是更大的“两难”，也是更难的“稳中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