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财税改革促地方债“自治”

《意见》最受关注的一点，是对债务的责任提出十分明确的要求。《意见》要求，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也就是说，不仅政府与企业在债务问题上必须责任十分明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债务问题上，责任也十分明确。今后，地方政府再也不能抱有只顾举债、不想还债的侥幸心理了。还债主体不明确、责任不落实的问题，也将随着《意见》的出台而得到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财税体制改革步伐不加快，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不调整，仅仅依靠《意见》很难约束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尤其是偿还机制，更是很难真正建立起来。没有规范的负债行为和有序的偿还机制，地方债务也就会继续处于失控的状态。特别是政府平台公司的债务，最终都会变成政府的负担。要想让地方真正在债务问题上 “自治”、真正承担起责任，就必须加大财税改革力度、加快财税改革步伐。

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改革，从总体上讲，对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有了大幅提高。但由于这项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只强调了当时财政分配工作的需要，而忽视了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只是静态地设计制度，没有动态地建立机制，导致政策在执行中的漏洞和问题随之出现。在此后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中央将许多应由中央财政承担的事权，全部下放给地方，而财权则没有同步下放，使得地方本就比较拮据的财政，更加难以应付。这就形成了财权持续向上收、事权持续向下放的格局，地方如果不靠举债和 “土地财政”，别说建设，连正常运转可能也难以保证。

这就是财税体制给地方债务快速形成搭建的平台，也是为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大肆负债提供的巨大空间。如果没有体制和机制方面留下的漏洞，地方政府要想这样负债是很难的。

正因如此，在如何规范地方负债行为、控制负债规模、约束负债冲动问题上，除了戴紧箍，还要给地方足够的生存空间和运行通道，让地方能够“自治”得起来。否则，《意见》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是地方债务“自治”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在财权的分配方面，中央应当充分考虑地方实际，给地方更多地让利，尽可能地多给一些财权。在事权方面，则应当从财税体制改革确定之日起，就有明确的界定，并确保以后再出现事权上划或下划的现象，必须同步上划或下划财权，且必须建立动态机制，而不是现在的一次性上划或下划财权。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从中央来看，对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必须建立严格的考核、评价和奖惩机制，凡是做得好的地方，要给予相应的专项基金奖励。反之则应当予以严惩，以确保地方不敢再盲目和擅自负债。

按照目前不少地方的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早已失去了维持债务平衡、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任凭地方无序举债，将十分危险。中央下发加强地方债务管理的文件非常及时。但更需要做的，就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从源头上解决地方只举债、不偿债，只花钱、不还钱，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的问题。